【專訪】見證我城浮沉 30 載 「七一吧」與香港的最壞時代

位於中環百子里公園對開的「七一吧」，一直被視為是本地社運、文化界的聚腳地。連同座落蘭桂坊的前身「六四吧」，這間別具一格的酒吧已經在中環屹立 30 載。

可惜的是，七一吧如今不敵高昂租金，無奈宣告結業。

臨近結業的晚上，七一吧門外人頭擠擁。這裡的人不猜拳，只捧著酒杯、叼口煙；談政治、談文化、談理想。

甫踏入七一吧，門口左邊放著一張《蘋果日報》，右邊置著「年輕人，我撐你」紙牌，周邊角落凌散地貼著「Stand with Hong Kong」、「撤回送中惡法」。這是 2019 年的傷痕。

再行前數步，牆上貼著「我要真普選」字句。這是 2014 年的傷痕。

抬頭仰望天花，一片藍天白雲，再仔細一看，是手握火炬的民主女神。這是 1989 年的傷痕。

七一吧的時空，訴說著 30 年來的香港故事，彌漫著老闆娘馬麗華（Grace）與香港人的時代記憶。

由六四吧到七一吧，這間酒吧伴著我城載浮載沉，傷痕累累的活到 2020 年，再跨過反送中運動、疫情，至今整整 30 年。今天，香港迎來國安法，酒吧亦逃不過中環昂貴租金，在最壞的時代雙雙墜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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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覺得都夠啦，想撐咁耐係好想保持到七一精神。」Grace 手中夾著香菸，口裡邊呼著煙邊說。

座落於中環荷里活道的七一吧，名字因 2003 年 50 萬人大遊行而來，「2003 年係香港人第一次為自己走出來發聲，我希望愈來愈多香港人願意關心社會。愈多人行出來，最能夠衝擊人去思考，希望香港係點樣嘅香港。」這是 Grace 及一眾酒吧員工努力堅守的「七一精神」。

與大多小店一樣，酒吧於反送中過後生意大受影響，逼於無奈下遲交租。Grace 多番向業主要求減租後，去年 9 月終獲減租 3 成，總算渡過難關。

奈何酒吧捱得過反送中，撐不過疫情。過去半年，酒吧因疫情嚴崚被逼停業 3 個月，Grace再次向業主要求減租，反被要求交付原來 6.3 萬元月租。

「佢哋（業主）中咗香港地產嘅毒。」Grace 告訴記者，酒吧開業以來並不是只蝕不賺，曾經有一年賺了 30 多萬元，但很快就倒蝕同等金額，近年生意更一直走下坡。

2004 年 10 月 30 日，六四吧因租金問題結業。16 年後的這天，七一吧躲不過同一命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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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 — 給六四

浮沉於這座小城的酒吧，裡面不只載著香港社運的碎片，還有 Grace 的生命。

過去 30 年，Grace、酒吧、我城一同經歷高低跌宕，她經歷移民、離婚、生病。她由不沾酒水，時至今天，她和現任丈夫完全接手酒吧，續牌、交租、請人全部「一腳踼」。

其生命似乎與酒吧脈搏扣連著，無法分離。

很多人說 2019 年是香港人政治醒覺的一年，但早在 1970 年代，當年 16 歲的 Grace 已走上街頭，力爭中文成為法定語言；她其後更成為保釣中學生小組一員，繼而踏上社運的路途。

「我從來沒有偉大理想，我覺得基本生活最重要，基本生活以外可以做多點就做多點。」

1989 年 6 月 4 日當天，她與大多香港人一樣，看著電視播放天安門鎮壓片段，驚訝過後如常返工。不過六四過後她不再讀報紙，只是日復一直沉淪地生存，彷佛沒帶著靈魂。

一年後，生存以外，她決定多做點事。當時前夫跟她說想偕朋友合資開酒吧，最終滴酒不沾的二人擲了 4 萬元入股「六四吧」。

1990 年 9 月 12 日，六四吧開業，座落中環蘭桂坊小巷榮華里。

「六四吧」的名字，Grace 是之後才獲告知。第一次聽到酒吧的名字，她感到不安：「我 shocked 啊，好 shocked，血淋淋。」但她後來想通了，「諗返轉頭可能有間酒吧有個名，有人不斷提住都好啊」。六四吧（Club 64）正正是「給六四」。

當年他們對做生意一竅不通，連酒牌也來不及申請。Grace 日間會到醫務診所上班、晚上就到六四吧幫忙，連洗地也要做。最終酒吧由每天只有 600 至 700 元生意，逐漸走上軌道。

30 年過去，Ｇrace 對六四感覺依然深刻，「悲哀啊…手無寸鐵嘅人，被一個政府隊冧。」

七一吧熟客：親歷六四屠城的前記者陳木南

訪問當日，記者於酒吧門外遇著陳木南，他是前攝影記者，也是七一吧的熟客。他搖著酒杯談攝影、談酒吧，但說到六四，他欲言又止。

1989 年 6 月 3 日那夜，解放軍軍隊入城。當時任職《大公報》攝影記者的陳木南身處北京，與其他記者準備由王府井長安街，走到天安門廣場。一行人途經北京飯店，聽到子彈打中牆反彈的聲音，他立即走進酒店躲避，卻遭便衣警員搶去相機。踏入午夜時分，這群年輕記者曾掙扎應否離開酒店，繼續前往天安門，卻未有足夠膽量。

「冇諗過自己咁怕死」。最終，他無法將那長夜攝進鏡頭、記載於歷史中。這是他的第一個失誤。

6 月 4 日，鎮壓過後的早上，陳木南看著直升機盤旋、軍隊調動，本以為沒甚麼特別狀況，決定到餐廳吃早餐。「點知食完返上嚟就miss咗擋坦克嘅畫面」，這是他第二個失誤。

餘下的失誤，是他選擇偕其他同業離開北京返港。

陳木南當年處於風眼之中，他被死亡的恐懼支配，內心深處的怯懦使他退縮。「這三個大失誤令我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再無資格做一個攝影記者」，這個創傷甚至令他對所有有關六四、紀念六四的事物甚感抗拒，六四吧如是。

多年過去，經過朋友多番邀約，六四吧、七一吧成為友人間的聚腳點，抗拒感終漸漸減退，但傷疤依舊留下。

「這個傷口無法癒合，六四的失誤對我造成的創傷至今也抹不掉。」六四吧不療傷，只讓他盡情逃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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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年代 — 不猜拳，有一啖呷一啖

「沒有人願意由早到晚工作，落到嚟絕對可以風花雪月，有一啖呷一啖。」

六四吧開業數年，Grace 特意為酒吧編導了一齣紀錄片—「邊飲邊看 Cheers 1998」。「喂，那有酒吧不讓猜拳的？」片中的酒客說。

來這裡的人，不猜拳，他們手中捧著酒杯，吸著煙，談政治、談文化、談理想。

「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享受所有文化、歷史、音樂，好好過平穩嘅生活，又保持一個清醒嘅腦袋，我覺得已經好夠。」

由六四到七一，酒吧依舊讓人卸下重重的擔子，有一啖呷一啖。

七一吧熟客：酒保長毛

「一直以來喺酒吧做嘅都係粒粒巨星，顧少啲都唔得」，Grace 口中的「巨星」之一，是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

雄（長毛）。

1993 年 10 月，剛從外地返港、身無分文的梁國雄在友人介紹下，來到六四吧任職酒保，只做了三、四個月就離職。他依稀記得，上班時曾向兩個醉客動手，「一個種族歧視，一個就性別歧視」。

十年間，他到酒吧消遣的日子全花在六四吧。「有時喺到傾下點樣搞運動，聽日去示威？去囉。佢會令好多嘢發生。」於他而言，六四吧有別於一般酒吧，進去的人都希望改變社會，有的帶著六四後的恐懼，有的抱著對九七回歸的憧憬。

「六四吧反映了八九鎮壓後，部分香港人在那段時間，他們的憧憬、反思以至掙扎。個氛圍係好特別，因為時代正在轉變。」

「酒吧有一千個晚上都好美好。」他已幾乎記不清那些醉生夢死的晚上，只能告訴記者數不清的女朋友、老朋友，全都在六四吧認識。

「點解六四吧會咁好，因為啲人落到去好free（自由），唔再做返一個起晒鋼嘅人。」面臨酒吧結業，人人大叫不捨，然而梁國雄早就知道六四吧不會永遠存在，終有一天也難逃地產商的魔掌，被掐至粉身碎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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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— 未敢忘記的數字

「七一吧」來自 2003 年 50 萬人大遊行，「六四吧」藏著天安門鎮壓事件。這兩組數字，盛載著香港社會事件的記憶；但無人料到，去年以後，又再多了幾個數字，令香港人未敢忘記。

2019 年，酒吧不再只是社運人士、藝文份子、記者的聚腳點；它是一所「黃吧」，也是年輕示威者的「避雨亭」。酒吧內放著「612 基金」的籌款箱，置著「年輕人，我撐你」的紙牌，牆上更不乏文宣貼紙。

Grace 不喜歡遊行，但為了「晒人頭」，她願意身體力行。她明瞭自己的健康欠佳，只會在身體能夠負荷時上街，「我唔想出到去成為別人負累，行行吓衝緊你跌低，人哋要扶你咪死」。

身兼「銀髮族」一員的她，也抱著大多「銀髮族」的想法。「我哋啲老嘢應該企出嚟，啲後生千祈唔好企喺前面，根本係唔需要，但撳唔到。」

2014 年傘運，Grace 幾乎每晚都從酒吧拿了幾枝啤酒，收舖後走到金鐘政總外看看。她曾在街上嘗試勸阻年輕人紥鐵馬堵路、叫他們撤離，卻被冠上「左膠」之名。

「你畀人打咗先威啲咩？然後先有光環咩？有啲嘢唔係話佢揸槍我冇種，啲警察裝備咁犀利，你同佢哋鬥嚟做咩，你應該係睇佢哋唔起。」她怕看到年輕人被捕、被打，只盼他們留下有用之軀。

2019 年，充斥著憂鬱、憤怒、仇恨，這些情緒難以訴諸一般語言。Grace 多年來一直抗拒說粗口 ，也逃不過這種文化的洗禮。「我以前唔講粗口，反送中之後我開始慢慢講……頂唔順啦。」

七一吧熟客：女同志的聚腳地

酒吧不只讓人抖氣，也讓人卸下包袱。

LGBT Tour 創辦人戚本乙中學時間已走進六四吧，她於 2016 年開辦 LGBT 本地文化遊，介紹同志吧、同志桑拿的歷史，路線主要圍繞中上環一帶；七一吧是導賞團的必經之地，「會同團友介紹七一吧點解咁重要，好多 LGBT 活動如讀書會都在這裡發生」。

於戚本乙而言，七一吧有別於蘭桂坊其他酒吧，它多了一重文化包容的氣味，「呢到好多知識分子、文化人，你不是來飲酒、劈酒，你存在的目的不只是吹水、喊、鬧人，而是投入酒吧內的討論。」

另一熟客、女同志 Annie 也早於 90 年代中開始光顧六四吧，當時社會上對同性戀看法相對保守，只得「十八廿二」的她透過酒吧參與同志組織每月一次的聚會，「當時都未有講平權，come out（出櫃）都係一個好大難關，希望可以認識多啲同路人、攞多啲支持。」

六四吧讓她認清自己，予她勇氣面對其性取向：「冇佢哋就冇宜家，如果當時唔係透過佢哋認清自己，之後唔會有勇氣去面對自己，可能忘記佢，或者走所謂『正常人』嘅路。」

2020 — 最後一夜

訪問當日，臨近酒吧「last day」，很多熟客紛紛前來道別，用力地擁抱著 Grace。 她說最不捨得這裡的人，但不帶半點遺憾：「點會有遺憾呢，我覺得我得嘅比好多人都多。」她在這裡學懂感受別人的熱情，感受別人的擁抱。

擔心酒吧結業後會失去聚腳點嗎？記者問。

Grace 毫不猶豫指向酒吧對出的百子里公園，這個載著孫中山辛亥革命歷史的公共空間。她說每逢周日酒吧休息，熟客都會私下約在公園暢飲。「 唔洗擔心，呢個世界冇話邊個冇咗邊個唔得，正正係咁樣個社會先有生氣，淨係嚟呢度蒲，把鬼咩。」

七一吧結業後，Grace 不打算重開酒吧，「冇氣啦，如果佢哋（員工）想再搞返我做佢哋顧問。」她將到加拿大跟子女團聚一下，也看看多年沒見的老朋友。

繫於我城浮沉近 30 載，2020年，酒吧終淹沒在商業世界之中；但她仍要繼續活著。

這 30 年，哪個時刻最自由？她沉思良久後，搖搖頭。然而，對於最恐懼的時段，她與你、我、他一樣，是現在。

「邊飲邊看 Cheers 1998」的紀錄片中，Grace 說過一句：「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凡事有聚便有散。」酒吧或許如過去一年的抗爭一樣，今日一別，他日將以另一方式存在。

文：莫泳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