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間團體與候選人互動的畫面幾近消失，政綱又鮮有提及具體政策，基層、環保及同志等弱勢的聲音要如何才能被聽見？

新學年伊始，這個學年的中四課堂時間表，「通識教育科」欄目被刪去、取而代之的是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」。時為 2021 年9 月 1 日，僅有 12 年歷史的「短命之科」，正式走到終結。

12 年前的夏天，一眾前線教師把握最後時間，為一個新高中課程努力備課。「教通識係要令學生關心社會」，這是一名資深通識科師的自白。那時，他有份建構通識科課程、教材及教學方法，然後看著這科發展漸趨成熟、走向更好方向。

2020 年末，教育局宣布改革通識科。2021 年初，教育局建議科目改名為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」，並在同年 6 月公布課程框架，科目宗旨說明不再鼓勵批判思考。

一年間，通識科教師十多年的心血全被粉碎，教科書、補充教材、試卷，一下子淪為廢紙。開學了，他們迎來另一個新科目，卻全失備課的動力。

新學年，教師步入課室，走向新時代新秩序。這次他們該如何自處？

教協早前決定解散，同時宣布兩所超市的存貨售罄後，將停止運作。兩星期後，位於旺角好望角大廈的教協會所，超市貨物將近售罄，樓下人龍漸減。走進 9 樓超市，文具部筆架空了，只剩下原子筆留下的墨跡；貨架上的食物、家品、教學用品賣光，只餘價錢牌和鐵鏽迹。職員把貨架拉到一旁，地上呈一大片因貨架放在同一位置多年而留下的黑色印記。職員告訴記者，有長期光顧的熟客看到這空洞景像，忍不住掉下眼淚。

以往被人和貨架擠得水洩不通、混雜顧客身影、職員忙碌著包裝的畫面，14 日後，只剩一片空蕩蕩的白色。

辯題無聲死去，辯論員、教練、賽會自我噤聲；活在國安法的恐懼下，辯論應走向何方？

《立場》邀請兩位來自不同年代的辯員，辯論「國安法下，辯論比賽自設紅線是無可避免」。

正方辯員說：我已選擇妥協。反方辯員說：我想大聲說話。

「自設紅線，至少可以在有限空間內，繼續自由辯論」，身兼辯論教練、辯論雜誌《主線》創辦人的陳麒匡說，寧可在制度內掙扎。

「自我閹割，就沒有自由討論的風氣，無人再敢抵抗白色恐怖。」大學生辯論員羅子維害怕一退再退，最終淪為什麼都不能討論。

生於不同年代的兩位辯員，共通點是熱愛辯論，同樣因辯論而希望成為老師，同樣拼命捍衛辯論的最後一點自由。

但他們明瞭，辯論不止是反映香港現況的縮影，而是有如眾多遭閹割、打壓或審查的事物一樣，自《國安法》實施那夜起，便急速崩壞墜落。

《立場》獲悉，學界辯論比賽中一條「香港不再是理想家園」題目，因「敏感」而被抽走。

國安法元年，「以言入罪」彷彿變成慣例， 我們都不敢「大聲說話」：生怕說錯一句，將失數年自由。

近十年，辯論比賽被視為「最佳通識科活動」，它與科目一樣，講求思辯、正反思考的訓練；辯論題目圍繞政策議題、哲學價值、生活小事；辯論場上，學生被分成正反兩方，按照站方建構論點、搜集資料、輪流發言，也要反駁對方觀點。辯論場上經常會聽到－「真理愈辯愈明」。

然而政權要點名處理的「三座大山」，其中一座是教育；清算山雨欲來，被指令年輕人「變激進」的通識科首當其衝，其課外活動亦未能倖免。

《國安法元年》系列第二個專題「辯論之死」，披露近一年學界比賽被閹割審查的辯題、紀錄辯論教練與隊員的掙扎和無奈、專訪流亡在外的學界前最佳辯論員，從辯界的自設紅線，印證噤聲年代之始。

若辯論將死，香港的下一代，距離真理將越來越遠嗎？

2019 年 3 月 6 日，早上 7 時許，距離上課時間還有約一小時，大部分師生仍未回校。林麗棠老師從任教的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六樓一躍而下。

差不多兩年後，一宗自殺案被帶上法庭，倖存者的傷痛在在聽證過程中掀開、呈現，若無法為社會帶來反思，它不過是另一宗自殺案。

是次死因研訊歷時 9 天完成，較原先預期的 14 日為短。不過席上參與的律師一點也不少，不計死因研訊主任，研訊利害關係人就有家屬、教協、東華三院教育科與時任校長羅婉儀四方。

死因研訊的主要作用，是通過公開聽證，探討案件有關死亡的真相，務求提出切實可行建議，以防止類似事故。林老師胞妹林麗珠以電郵接受《立場》簡短訪問時坦言，其實一開始對召開死因庭很忐忑，害怕再掀傷疤，「但想到林老師對教育的熱誠，我相信她是希望藉着她的死去喚醒辦學團體和社會對學校管治文化、管理制度和前線老師所面對的困難的關注」，故此最終同意召開死因庭。

庭上逐一傳召林麗珠、李東海教職員、東華三院管理層等證人，不少人矛頭直指羅婉儀，指其管治作風極端，擔任校長期間時有侮辱教師，林老師更不止一次被羅責罵後嚎哭。綜觀研訊報道刊登後的輿論，也幾乎一面倒批評羅婉儀是「魔鬼上司」，要為林老師的死負責。

死因裁判官周慧珠裁決時指，林老師生前若非遭羅婉儀「咬住唔放」，是次悲劇本來可以避免，羅婉儀事發後亦遭校董會解僱。誠然，一個人的惡，是否足夠解釋生命隕落的全部原因？壞人得到報應，我們是否就能安心散去？

有李東海小學教師於庭上作供，指在林老師死後，他們方獲校方明確告知申訴的渠道，也特別意識到關懷同事的重要性。若類似問題重演，今天的李東海小學、教育界，以至社會，是否就能接住另一個墜落的人？

2019 年 3 月 7 日早上，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校園大閘如常打開，師生繼續回校上課。但自這天起，3 樓圖書館的門一直緊閉著。學校打算將圖書館搬至地下，為免師生觸景傷情。

有關林麗棠老師的話題，同事間可免則免，不願談起。惟獨是她生前一人處理的行政工作，由另外四位同事分擔了，但大家仍覺繁重。同事有時禁不住嘆：「林老師以前真不容易」。

林老師死後不久，校董會解僱校長羅婉儀，由新校長接任。由事發至今一直在李東海任教的周老師（化名）說，現在同事間特別著意尊重彼此，新校長著意建立正面工作團隊，會記着每位同事姓名，不時噓寒問暖、互傳「長輩圖」。

周老師形容，這都是林老師用性命換來的。

悲劇之後，東華三院成立獨立調查小組，提出 19 項改革建議，當中包括制定教師與管理層溝通政策、改善投訴機制等範疇。然而，這些改善措施落實起來有效嗎？辦學團體、校董會、校長與教師之間的權力差累積多年，背後隱藏的結構問題，又真的改變了嗎？

11 月某天，涼風輕輕拍打著機場的窗。黃老師（化名）一家四口肩並肩、推著載滿行李箱和紅白藍袋的手推車，徐徐步向離港閘口。

他們踏上了飛往英國倫敦的單程客機。

曾經，黃老師是個「左膠青年」，擁抱共產主義理想。曾經，因嚮往香港的社會制度，他想盡方法從澳門移居香港。曾經，九七回歸人心惶惶，城內的人趕著離開，他留了下來。

但 2020 年六月，《國安法》一巴掌摑醒了黃老師和太太。這次，他決意離開，為了自己的下一代。

兩夫婦都是中學教師，是社會眼中踏入「收成期」的中年人，走過了最順遂的時代。到香港經歷低潮，他們可以說走就走；但有年輕人連離開的自由也沒有，有人已陷牢獄，有人被沒收護照，亦有人被困一河之隔的看守所，回家無期。

「我們付出很少…是覺得有點愧疚，如果我後生一些，可以幫年輕人做多點。」

位於中環百子里公園對開的「七一吧」，一直被視為是本地社運、文化界的聚腳地。連同座落蘭桂坊的前身「六四吧」，這間別具一格的酒吧已經在中環屹立 30 載。

可惜的是，七一吧如今不敵高昂租金，無奈宣告結業。

臨近結業的晚上，七一吧門外人頭擠擁。這裡的人不猜拳，只捧著酒杯、叼口煙；談政治、談文化、談理想。

甫踏入七一吧，門口左邊放著一張《蘋果日報》，右邊置著「年輕人，我撐你」紙牌，周邊角落凌散地貼著「Stand with Hong Kong」、「撤回送中惡法」。這是 2019 年的傷痕。

再行前數步，牆上貼著「我要真普選」字句。這是 2014 年的傷痕。

抬頭仰望天花，一片藍天白雲，再仔細一看，是手握火炬的民主女神。這是 1989 年的傷痕。

七一吧的時空，訴說著 30 年來的香港故事，彌漫著老闆娘馬麗華（Grace）與香港人的時代記憶。

由六四吧到七一吧，這間酒吧伴著我城載浮載沉，傷痕累累的活到 2020 年，再跨過反送中運動、疫情，至今整整 30 年。今天，香港迎來國安法，酒吧亦逃不過中環昂貴租金，在最壞的時代雙雙墜落。

過去一年多，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，打破許多人的政治冷感。然而香港建築師學會似乎未能緊貼「政治大氣候」。近月英國推出 BNO 移民政策之際，學會卻突然公布與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的互認機制脫鈎，遭網民斥「奶共」；日前學會於 Facebook 發帖祝賀成立 64 周年，圖文卻直接預祝 65 周年，再次被網民批評刻意迴避「64」。

過往建築業界一直被指政治立場「偏藍」，有建築師更指現屆學會「怕得罪政府冇生意」，故甚少就社會議題發聲。近日 BNO、64 周年事件發酵成社會熱話，學會淪為眾矢之的，其內部問題連行外人也看在眼內，行內人又怎會一無所知？

兩年一屆的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會將於 9 月 24 日舉行改選，選舉以個人為單位，由 22 名建築師爭奪 15 個席位，其中 7 人為爭取連任的現屆理事，另有8 人對現屆理事會較為批判。他們分別組成兩隊挑戰，有自稱「開明派」的地產商 CEO 稱要一改學會保守風氣，亦有打正旗號反建制的年輕建築師希望晉身理事，將新一代聲音注入學會。

「放心啦，我一定會平安咁返屋企。」這是某夜姚少康走上街頭前，對撐著病軀的母親說的最後一句話。然而當晚，他被捕及送到警署，無法平安回家。

時為 2019 年 10 月 13 日。

然後，由 2019 晚秋到 2020 初夏，姚少康前後申請四次保釋。頭三次被拒，至第四次法庭基於「人道理由」批准，他步出收押所，已經還柙了 7 個月。回到家，他第一句說的話是：「媽咪，阿康返咗嚟！」身患末期肺癌的母親已躺在床上，睜大眼睛望著他，只能報以微笑，但無法說話。

他們只相處了七日，姚母病逝。

辦完喪事，6 月 15 日是姚少康上庭的日子。身穿白恤衫、黑褲的他一大清早到達區域法院外的空地，先跟朋友逐一擁抱道別，最後走向父親，像小孩子摟著爸爸。兩父子忍著多時的眼淚，一下子全都流出來。開庭，他站在被告欄內，目光卻一直停留於坐在公眾席最前排的父親身上。法庭書記讀出：「被告姚少康，你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及有意圖而企圖縱火 ......」

他選擇認罪。

辯方讀出姚少康親自撰寫的求情信，簡單道出這位 23 歲青年的經歷：「本人為家中獨子，自小和父母相依為命，還未發生逆權運動前，父母便失去工作能力，母親患有肺癌，父親早前因工受傷，令我成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...... 自反修例運動發生，衝突事件時有發生，面對社會不公、公義不能彰顯時，我和身邊的人都逼不得已要發聲，社運和家庭的選擇亦令我十分困擾……在保釋外出的第 7 天，家中病母去世……」

個多小時的法庭聆訊後，十多名親友走到被告欄前，隔著冰冷的玻璃跟他道別，「頂住啊知唔知，會幫你睇住老豆。」法庭內剩下哭泣聲。

姚爸爸步出法院，身旁不見兒子。一家三口，最終只有一人能平安回家。

「搵工係大學嘅全部，搵唔到工就好似咩都冇。」應屆大學畢業生 Evelyn（化名） 說。

就讀與建築學相關學科的 Evelyn，大學二年級起就將所有心機時間押在「搵工」，立志畢業後要成為大企業的見習行政人員（Management Trainee，MT）或畢業見習生（Graduate Trainee，GT）。往後的每個暑假，她摒棄玩樂，前後做過 4 份大企業實習。比起學業， Evelyn 更重視事業，因為她眼中讀書只是職場的「入場劵」，上課時也只顧著「碌手機」留意市場職位空缺或行業資訊；準備面試時會將學業拋諸腦後。

豈料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，完全打碎她的「求職夢」。